2023年4月12日 星期三

臺語的身世

臺語」,或稱「臺灣話」,在1970年代之前,原為台灣社會約定俗成之名稱,後因國民黨政府「國語政策」因素,臺語」遂由「閩南語」取代,2000年之後,教育部又以「臺灣閩南語」稱之;202211月,主管語言政策的文化部,在國家語言發展報告當中,關於書面用語的相關規範,已建議各機關優先採用「台灣臺語」來稱呼「閩南語」。

《臺語台》雖採用教育部「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」,為何仍以「臺語」為統稱?依筆者之研究,「臺語」之稱呼,有其歷史背景因素。

「臺語」這個名詞,在1970年之前,原本沒特別的爭議,直到1970年代,因國民黨政府禁止母語政策,並以「閩南語」定調,「臺語」的定義才開始突變。然而,「臺灣話」或「臺語」一直不是自稱,而是自然歷史的演變與政治因素造就而成。筆者試著從歷史脈絡與政治背景,來追尋「臺語」與其他本土母語稱呼之差異。

臺語」最早出現於文獻,是1852年劉家謀於《海音詩》[1]中提及:「耗擲饔飧百口糧,如山狼籍不堪償;傷財翻被居財誤,浪說紅龜是吉祥。吉凶事,皆用『紅龜粿』;臺語『龜』若『居』,取『居財』之意也。…..。」劉家謀雖以「臺語」稱呼臺地之語言,但當時並未成為共通語,「臺語」或臺灣語」、「臺灣話」的出現,並成為臺灣一地共通語言的稱呼,始於日本統治時期。

18954月,清國將臺灣割讓予日本,登陸澎湖群島及臺灣島的日本軍,原本帶領一批翻譯官前來臺灣接收,後來卻發現他們無法以官話(Mandarin)跟臺灣人溝通,當時,多數臺灣人使用的語言,是以Hô-ló話為主,但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,臺灣並無共通語的稱呼。



「臺灣人」這個詞出現於何時,仍待更精緻地考證。但應不出現於清代,清代臺灣居民大致以福建、廣東之祖籍(例如:漳州、泉州、潮州等) 自稱及他稱為「泉州人」、「漳州人」、「潮州人」等,或以臺灣島内之居住地(例如:臺北、彰化、府城等)自稱及他稱為「臺北人」、「彰化人」、「府城人」等。[2]「臺灣人」一詞,是一個後設的用法,未必符合歷史實況。今天「臺灣人」的內涵仍在變化;如果「臺灣人」指閩、客以及原住民,那麼,這樣一個概念,在日本統治初期並不存在,大部分歷史寫作為了行文方便,並和讀者溝通,乃採取倒溯的概念來描述或解說。但可以認知,「臺灣人」這個概念的形成和日本統治臺灣有密切關係。[3]

臺灣在1895年脫離大清帝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,是一疆域十分清楚的特殊的行政單位,在臺灣的人被殖民地的歷史情境界定為一共同體,這無形中拘束或主導了臺灣的人民(尤其是知識分子)的自我群體界定。因此,大清時期,臺灣居民的語言稱呼,也是以「泉州話」、「漳州話」、「潮州話」……..等作為語言之各稱,至於有無所謂的「臺灣話」的稱呼,文獻上並沒有明確證據,但「番語」則在大清時期即已存在。

蔣為文研究,認為「臺灣話最初是指「臺灣府城人講的話。但「臺一詞最早是指臺南安平一帶的範圍而已。1885年滿清將臺灣獨立設省,並以臺灣來稱呼全臺灣。[4]此時臺灣一詞的概念,才從當今的臺南擴展到全臺灣,但蔣為文並未說明,「臺灣話」的稱呼,是否為成為全臺灣的語言通稱。

日本國接收臺灣之前,想當然耳認為,原屬於大清國領土的臺灣,應該也使用大清「官話」Mandarin,沒想到,日本帶來臺灣的大清「官話」翻譯官,卻一點也派不上用場。接收臺灣的日本軍,為了與當地人溝通,遂聘請漢文耆宿,協助製作日語和臺灣Hô-ló對譯教材,從18956月至18963月間,陸續出版《新領地臺灣島》〈日用臺灣土語〉(採用澎湖腔,18956);《臺灣日用土語集(或臺灣語集)》(俉野保和編著,民友社發行,1895718)、《臺灣言語集》(岩永六一,中村鍾美堂發行,1895829)、《臺灣會話篇》(新竹同安腔,坂井五郎編著,嵩山房發行,1895915)、《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》(改為泉州系統的臺灣福佬話,加藤由太郎編著,東洋堂書店發行,1895922)、《臺灣語》(漳州系腔,田內八百九萬編著,太田組事務所發行,1895125)、《臺灣土語》(佐野直記編著,中西虎彥發行,18951228)、《日臺會話大全》(水上梅彥編著,民友社發行,1896217)、《讀習自在臺灣語全集》(木原千楯編著,松村九兵衛發行,189632)、《臺灣會話編》( 清藏、三矢重松編著,明法堂發行,1896315)、《警務必攜臺灣散語集》(御幡雅雯編著,總督府民政局保課發行,18963月下旬)等簡便教材。[5]




臺灣在未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前,居住在這個島嶼上的各個族群,彼此隔離,各講各的話一漳、泉移民講所謂閩南話,客家人講客家話,原住民的語言則屬於南島語系。雖然閩、客、原住民間不是沒有接觸,但基本上,每個族群都自成一個單語社會,各自的成員只要會講母語就一生夠用了。在這個意義上,日治以前的臺灣,從「宏觀」的角度來說,是個多語社會,但從個人的實際生活來說,是個單語社會。在清代臺灣為因工作或仕途的關係而須學習官話或其他語言的人,畢竟是少數。但是當日語以「國語」的身份進入臺灣之後,整個語言生態發生重大的改變。[6]

特別是19311932年間,臺灣報刊曾經歷了一段「臺灣話文論戰」,不管支持或反對,臺灣話文運動及論爭,意外地促發了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路線的論爭:1.標舉「臺灣人」的民族想像;2.強調「臺灣話」的大眾路線。透過語言文字使用的討論,除確立了臺灣語言民族主義的成型,同時,面對同化政策成為主流的日語,臺灣新文學推動者的臺語式白話文,事實上包括了漢字和臺語(閩南語系)兩個面向。[7]




日本統治第一年開始所編輯出版的對譯教材,及其所使用語言名稱,主要以當時最大族群語言臺灣Hô-ló話與日語為對譯,名稱包括臺灣話、臺灣土語、臺灣語…..等,在日本50年統治期間,後續出版的專著或書籍,開始正式以「臺語」稱呼的出版品,如《臺語類編》(臺灣日日新報發行,1903年)、《國語對譯臺語大成》(劉克明著,臺北:新高堂書店發行,1916年)、《銀行臺語會話》(張文典著,1926年)、《警察官對民眾臺語訓話要範》(小野西州編著,臺灣語通信研究會發行,1935年)、《臺語和譯-修養講話》(小野西州編著,臺灣語通信研究會發行,1936年);1929年,連橫於《臺灣民報》288 發表的〈臺語整理之頭緒〉(1928年,1124)、第289〈臺語整理之責任〉(121)也使用「臺語」一詞。[8]

其他也有使用「臺灣語」稱呼的出版品,如《臺灣語典》(1922年,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編) ;《臺灣語大辭典上下》(1931年,臺灣總督府編)《教科摘要臺灣語速修》(劉克明著,臺北:新高堂藏版,1925年)、《實業教科臺灣語及書翰文》(劉克明著,臺北:新高堂藏版,1925)、《臺灣語之研究》(熊谷梁正著,臺灣日日新報發行,1931年),以及連橫1933年完成的臺語專書《臺灣語典》,還有《臺灣語法全:附臺灣語助數詞》(臺灣語學社發行, 陳輝龍著,1934)《新選臺灣語教科書上》(張耀堂著1935年)、《臺灣語教科書》(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發行,改訂第11版,1944)等。

1930年代,日本政府在臺灣推行的「國語運動」(日語),意外引發的臺灣知識份子的「臺灣話文論戰」,使得臺語」(或臺灣話)一詞,乃在臺灣社會自然而然、約定俗成,成為相對於「國語」(日語)之外的慣用語。這個慣用語,一直延續到戰後,國民政府官方出版品仍以「臺語」稱呼,「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」出版的《臺語方音符號》(1955)、國防部出版的《注音臺語會話》(1958年,封面還有蔣中正的題字),都稱作「臺語」;戰後一段時間,臺灣曾引進「廈語片」電影,但隨後由臺灣人自行拍攝的電影,也都以「臺語片」稱之。

從清領、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來臺初期,原本無人質疑「臺語」一詞正當性,後來被改稱「閩南語」,純粹是因政治因素,自1970年代以後,國民黨政府在196710月,以「不符事實,且易滋不良後果」的原因,由行政院新聞局等單位通告「改正」,要求當時慣用的「臺語」、「臺灣話」稱呼,更改為「閩南語」、「閩南話」。隨後,1966年國防部情報局出版的《實用閩南語會話》,開始把「臺語」改為「閩南語」;1973年教育部公布「國語推行辦法」,自197322 日起 廢止「臺語」稱呼,全面改稱為「閩南語」。[9]




事實上,「閩南語」一詞,目前可查到資料,是193556日上海《申報》首次出現。193556日上海《申報》〈廈門海盜騎劫鷺江輪〉:「......盜共二十餘人、中有三女性、皆衣學生裝、餘著長衫短裝不一、操興化語、間亦有操閩南語者...[10]

也就是說,「臺語二字文獻出現時間,至少比「閩南語三個字還要早80年。而且中國福建閩南地區也有客語使用者,譬如詔安及南靖等地;廣東地區也有「閩南語」的分布,如東部潮汕及海陸豐地區;浙江舟山群島附近,也有幾個島語言系統屬於閩南語區。閩南語一詞來稱呼「臺語」族群,等同把廣東地區的閩南語排斥在外。甚至以有蔑視意味的「福佬話」[11]稱呼「臺語」族群,將「他稱」變「自稱」不洽當。「閩」字更具侮辱、貶抑之意。[12]

有部分人認為,臺灣有客語及原住民族語使用者,所以臺灣話不能獨佔「臺語」一詞。但實際上,在臺灣社會,講臺語的族群,並不會認為自己的族群語言,可以代表其他語言,而講客家話或原住民語,也不認為臺語就代表他們的語言,臺語或臺灣話,單純就是一百年漸漸約定俗成,曾經是臺灣最大族群的語言而已。



[1] 劉家謀,字仲為,福建侯官人,生於嘉慶19(1814),卒於咸豐3(1853),道光12(1832)中鄉試舉人,道光29(1849)任台灣府訓導。劉家謀留意並重視蒐集地方文獻,著有《鶴場漫志》二卷,在台灣任職時,著有《海音詩》。

《海音詩》對當時台灣婚喪習俗弊病及社會治安亂象,憂心感嘆,因此創作了《海音詩》,他以社會寫實詩歌,諷喻朝廷,是一種兼具采風問俗及詩史傳統、新樂府精神的創作。引文是根據吳守禮之校注本(台北市: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,19534月印行),收錄於《台灣叢書》〈學藝志〉第二種,此校注本本文吳氏家藏《海音》刻本,清咸豐5(1855)經堂刻本校注印行。(黃淑華,〈論劉家謀《海音詩》〉,《東吳中文研究集刊》第7期,19906月,頁58-59)

[2] 吳密察,〈「臺灣文化」的歷史構一個初步的試論〉,收入施正鋒主編,《臺灣文化》(新北市: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2014年,頁19

[3] 周婉窈,《海行兮的年代:日本殖民末期臺灣史論集(臺北允晨,2003),頁77

[4] 蔣為文,〈台語不是閩南語也不是福佬語〉,《喙講台語手寫台文》(台南:亞細亞國際傳播社,2014),頁48-55

[5] 伊原大策,〈日治初期出版的臺語教本〉,《編譯論叢(第六卷第二期,20139月),頁67-98市川春樹,《日治前期(1895-1919)的臺灣本土語言教學、教材之硏究(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,2017);不過,市川春樹在探討日人第一次接觸臺灣福佬話時,如何習得對方語言並且進行溝通,包括筆談或使用媒介語言蒐集單字及短句,且編纂對譯教材時,發現《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》、《新領地臺灣島》〈日用臺灣土語〉裡,有不使用媒介語言記錄臺灣福佬話的案例。

[6] 周婉窈,《海行兮的年代:日本殖民末期臺灣史論集(臺北允晨,2003),頁118

[7] 呂東熹,《近代臺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》(臺北: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,2022),頁138-141

[8] 連雅堂發表於《臺灣民報》之「台語整理之頭緒」、「台語整理之責任」原擬為「台語考釋」之序一及序二,但是此書未能梓行;之後以此作為「藍本」,彙編成《臺灣語典》問世。(詳見莊永明,《臺灣紀事(上)(下)》(臺北時報出版社),1989年。

[9] 蔣為文,〈台語不是閩南語也不是福佬語〉,《喙講台語手寫台文》(台南:亞細亞國際傳播社,2014),頁48-55

[10] 1937年,語言學家李方桂在研究閩語時,很粗糙的,首次將閩語分為「閩北方言」和「閩南方言」。另有一說1930年語言學家趙元任所創,又說是林語堂創。

[11] 美國傳教士S.Wells Williams1874年出版《漢英韻府》及Kennelly1908年編譯的《中國坤輿詳誌》記載,Hoklo一詞為廣東本地人對廣東東部潮汕地區的人的稱呼。Hoklo後來被寫成「學老」、「福狫」、「河洛」或「福佬」等不同漢字。臺灣總督府於1931年出版的《臺日大辭典》,所謂Hô-ló(福佬)是指廣東人對福建人的歧視稱呼。不論Hoklo被寫成何字,該詞都不應該用來稱呼臺灣人的母語。

[12] 「閩」字更具侮辱、貶抑之意。根據東漢「許慎」《說文解字》清代「段玉裁」《說文解字注》之解說,閩南語的「閩」字是蛇種、野蠻民族的意思,對閩南地區的先住民及其後代,具歧視的意涵。(蔣為文,〈台語不是閩南語也不是福佬語〉,《喙講台語手寫台文》(台南:亞細亞國際傳播社,2014),頁48-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