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臺語」，或稱「臺灣話」，在1970年代之前，原為台灣社會約定俗成之名稱，後因國民黨政府「國語政策」因素，「臺語」遂由「閩南語」取代，2000年之後，教育部又以「臺灣閩南語」稱之；2022年11月，主管語言政策的文化部，在國家語言發展報告當中，關於書面用語的相關規範，已建議各機關優先採用「台灣臺語」來稱呼「閩南語」。
《臺語台》雖採用教育部「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」，為何仍以「臺語」為統稱？依筆者之研究，「臺語」之稱呼，有其歷史背景因素。
「臺語」這個名詞，在1970年之前，原本沒特別的爭議，直到1970年代，因國民黨政府禁止母語政策，並以「閩南語」定調，「臺語」的定義才開始突變。然而，「臺灣話」或「臺語」一直不是自稱，而是自然歷史的演變與政治因素造就而成。筆者試著從歷史脈絡與政治背景，來追尋「臺語」與其他本土母語稱呼之差異。
「臺語」最早出現於文獻，是1852年劉家謀於《海音詩》[1]中提及：「耗擲饔飧百口糧，如山狼籍不堪償；傷財翻被居財誤，浪說紅龜是吉祥。吉凶事，皆用『紅龜粿』；臺語『龜』若『居』，取『居財』之意也。…..。」劉家謀雖以「臺語」稱呼臺地之語言，但當時並未成為共通語，「臺語」或「臺灣語」、「臺灣話」的出現，並成為臺灣一地共通語言的稱呼，始於日本統治時期。
1895年4月，清國將臺灣割讓予日本，登陸澎湖群島及臺灣島的日本軍，原本帶領一批翻譯官前來臺灣接收，後來卻發現他們無法以官話(Mandarin)跟臺灣人溝通，當時，多數臺灣人使用的語言，是以Hô-ló話為主，但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，臺灣並無共通語的稱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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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灣人」這個詞出現於何時，仍待更精緻地考證。但應不出現於清代，清代臺灣居民大致以福建、廣東之祖籍(例如：漳州、泉州、潮州等) 自稱及他稱為「泉州人」、「漳州人」、「潮州人」等，或以臺灣島内之居住地(例如：臺北、彰化、府城等)自稱及他稱為「臺北人」、「彰化人」、「府城人」等。[2]「臺灣人」一詞，是一個後設的用法，未必符合歷史實況。今天「臺灣人」的內涵仍在變化；如果「臺灣人」指閩、客以及原住民，那麼，這樣一個概念，在日本統治初期並不存在，大部分歷史寫作為了行文方便，並和讀者溝通，乃採取倒溯的概念來描述或解說。但可以認知，「臺灣人」這個概念的形成和日本統治臺灣有密切關係。[3]
臺灣在1895年脫離大清帝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，是一疆域十分清楚的特殊的行政單位，在臺灣的人被殖民地的歷史情境界定為一共同體，這無形中拘束或主導了臺灣的人民(尤其是知識分子)的自我群體界定。因此，大清時期，臺灣居民的語言稱呼，也是以「泉州話」、「漳州話」、「潮州話」……..等作為語言之各稱，至於有無所謂的「臺灣話」的稱呼，文獻上並沒有明確證據，但「番語」則在大清時期即已存在。
蔣為文研究，認為「臺灣話」最初是指「臺灣府城」人講的話。但「臺灣」一詞最早是指臺南安平一帶的範圍而已。1885年滿清將臺灣獨立設省，並以臺灣來稱呼全臺灣。[4]此時臺灣一詞的概念，才從當今的臺南擴展到全臺灣，但蔣為文並未說明，「臺灣話」的稱呼，是否為成為全臺灣的語言通稱。
日本國接收臺灣之前，想當然耳認為，原屬於大清國領土的臺灣，應該也使用大清「官話」（Mandarin），沒想到，日本帶來臺灣的大清「官話」翻譯官，卻一點也派不上用場。接收臺灣的日本軍，為了與當地人溝通，遂聘請漢文耆宿，協助製作日語和臺灣Hô-ló話對譯教材，從1895年6月至1896年3月間，陸續出版《新領地臺灣島》〈日用臺灣土語〉(採用澎湖腔，1895年6月)；《臺灣日用土語集（或臺灣語集）》(俉野保和編著，民友社發行，1895年7月18日)、《臺灣言語集》(岩永六一，中村鍾美堂發行，1895年8月29日)、《臺灣會話篇》(新竹同安腔，坂井釟五郎編著，嵩山房發行，1895年9月15日)、《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》(改為泉州系統的臺灣福佬話，加藤由太郎編著，東洋堂書店發行，1895年9月22日)、《臺灣語》(漳州系腔，田內八百九萬編著，太田組事務所發行，1895年12月5日)、《臺灣土語》(佐野直記編著，中西虎彥發行，1895年12月28日)、《日臺會話大全》(水上梅彥編著，民友社發行，1896年2月17日)、《讀習自在臺灣語全集》(木原千楯編著，松村九兵衛發行，1896年3月2日)、《臺灣會話編》( 辻清藏、三矢重松編著，明法堂發行，1896年3月15日)、《警務必攜臺灣散語集》(御幡雅雯編著，總督府民政局保課發行，1896年3月下旬)等簡便教材。[5]
臺灣在未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前，居住在這個島嶼上的各個族群，彼此隔離，各講各的話一漳、泉移民講所謂閩南話，客家人講客家話，原住民的語言則屬於南島語系。雖然閩、客、原住民間不是沒有接觸，但基本上，每個族群都自成一個單語社會，各自的成員只要會講母語就一生夠用了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日治以前的臺灣，從「宏觀」的角度來說，是個多語社會，但從個人的實際生活來說，是個單語社會。在清代臺灣為因工作或仕途的關係而須學習官話或其他語言的人，畢竟是少數。但是當日語以「國語」的身份進入臺灣之後，整個語言生態發生重大的改變。[6]
特別是1931、1932年間，臺灣報刊曾經歷了一段「臺灣話文論戰」，不管支持或反對，臺灣話文運動及論爭，意外地促發了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路線的論爭：1.標舉「臺灣人」的民族想像；2.強調「臺灣話」的大眾路線。透過語言文字使用的討論，除確立了臺灣語言民族主義的成型，同時，面對同化政策成為主流的日語，臺灣新文學推動者的臺語式白話文，事實上包括了漢字和臺語（閩南語系）兩個面向。[7]
日本統治第一年開始所編輯出版的對譯教材，及其所使用語言名稱，主要以當時最大族群語言臺灣Hô-ló話與日語為對譯，名稱包括臺灣話、臺灣土語、臺灣語…..等，在日本50年統治期間，後續出版的專著或書籍，開始正式以「臺語」稱呼的出版品，如《臺語類編》（臺灣日日新報發行，1903年）、《國語對譯臺語大成》（劉克明著，臺北：新高堂書店發行，1916年）、《銀行臺語會話》（張文典著，1926年）、《警察官對民眾臺語訓話要範》（小野西州編著，臺灣語通信研究會發行，1935年）、《臺語和譯-修養講話》（小野西州編著，臺灣語通信研究會發行，1936年）；1929年，連橫於《臺灣民報》第288 號發表的〈臺語整理之頭緒〉(1928年，11月24日)、第289號〈臺語整理之責任〉(12月1日)也使用「臺語」一詞。[8]
其他也有使用「臺灣語」稱呼的出版品，如《臺灣語典》(1922年，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編) ；《臺灣語大辭典上下》(1931年，臺灣總督府編)，《教科摘要臺灣語速修》（劉克明著，臺北：新高堂藏版，1925年）、《實業教科臺灣語及書翰文》(劉克明著，臺北：新高堂藏版，1925年)、《臺灣語之研究》（熊谷梁正著，臺灣日日新報發行，1931年），以及連橫1933年完成的臺語專書《臺灣語典》，還有《臺灣語法全：附臺灣語助數詞》(臺灣語學社發行， 陳輝龍著，1934年)、《新選臺灣語教科書上》（張耀堂著，1935年）、《臺灣語教科書》(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發行，改訂第11版，1944年)等。
1930年代，日本政府在臺灣推行的「國語運動」(日語)，意外引發的臺灣知識份子的「臺灣話文論戰」，使得「臺語」(或臺灣話)一詞，乃在臺灣社會自然而然、約定俗成，成為相對於「國語」(日語)之外的慣用語。這個慣用語，一直延續到戰後，國民政府官方出版品仍以「臺語」稱呼，如「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」出版的《臺語方音符號》(1955年)、國防部出版的《注音臺語會話》(1958年，封面還有蔣中正的題字)，都稱作「臺語」；戰後一段時間，臺灣曾引進「廈語片」電影，但隨後由臺灣人自行拍攝的電影，也都以「臺語片」稱之。
從清領、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來臺初期，原本無人質疑「臺語」一詞正當性，後來被改稱「閩南語」，純粹是因政治因素，自1970年代以後，國民黨政府在1967年10月，以「不符事實，且易滋不良後果」的原因，由行政院新聞局等單位通告「改正」，要求當時慣用的「臺語」、「臺灣話」稱呼，更改為「閩南語」、「閩南話」。隨後，1966年國防部情報局出版的《實用閩南語會話》，開始把「臺語」改為「閩南語」；1973年教育部公布「國語推行辦法」，自1973年1 月22 日起 廢止「臺語」稱呼，全面改稱為「閩南語」。[9]
事實上，「閩南語」一詞，目前可查到資料，是1935年5月6日上海《申報》首次出現。1935年5月6日上海《申報》〈廈門海盜騎劫鷺江輪〉：「......盜共二十餘人、中有三女性、皆衣學生裝、餘著長衫短裝不一、操興化語、間亦有操閩南語者...。[10]」
也就是說，「臺語」二字文獻出現時間，至少比「閩南語」三個字還要早80年。而且中國福建閩南地區也有客語使用者，譬如詔安及南靖等地；廣東地區也有「閩南語」的分布，如東部潮汕及海陸豐地區；浙江舟山群島附近，也有幾個島語言系統屬於閩南語區。以「閩南語」一詞來稱呼「臺語」族群，等同把廣東地區的「閩南語」排斥在外。甚至以有蔑視意味的「福佬話」[11]稱呼「臺語」族群，將「他稱」變「自稱」也不洽當。「閩」字更具侮辱、貶抑之意。[12]
有部分人認為，臺灣有客語及原住民族語使用者，所以臺灣話不能獨佔「臺語」一詞。但實際上，在臺灣社會，講臺語的族群，並不會認為自己的族群語言，可以代表其他語言，而講客家話或原住民語，也不認為臺語就代表他們的語言，臺語或臺灣話，單純就是一百年漸漸約定俗成，曾經是臺灣最大族群的語言而已。
[1] 劉家謀，字仲為，福建侯官人，生於嘉慶19年(1814年)，卒於咸豐3年(1853年)，道光12年(1832年)中鄉試舉人，道光29年(1849年)任台灣府訓導。劉家謀留意並重視蒐集地方文獻，著有《鶴場漫志》二卷，在台灣任職時，著有《海音詩》。
《海音詩》對當時台灣婚喪習俗弊病及社會治安亂象，憂心感嘆，因此創作了《海音詩》，他以社會寫實詩歌，諷喻朝廷，是一種兼具采風問俗及詩史傳統、新樂府精神的創作。引文是根據吳守禮之校注本(台北市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，1953年4月印行)，收錄於《台灣叢書》〈學藝志〉第二種，此校注本本文吳氏家藏《海音》刻本，清咸豐5年(1855年)經堂刻本校注印行。(黃淑華，〈論劉家謀《海音詩》〉，《東吳中文研究集刊》第7期，1990年6月，頁58-59。)
[2] 吳密察，〈「臺灣文化」的歷史建構一個初步的試論〉，收入施正鋒主編，《臺灣文化》(新北市：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，2014年，頁19。
[3] 周婉窈，《海行兮的年代：日本殖民末期臺灣史論集》(臺北：允晨，2003)，頁77。
[4] 蔣為文，〈台語不是閩南語也不是福佬語〉，《喙講台語‧手寫台文》(台南：亞細亞國際傳播社，2014)，頁48-55。
[5] 伊原大策，〈日治初期出版的臺語教本〉，《編譯論叢》(第六卷第二期，2013年9月），頁67-98；市川春樹，《日治前期(1895-1919)的臺灣本土語言教學、教材之硏究》(臺北：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，2017年)；不過，市川春樹在探討日人第一次接觸臺灣福佬話時，如何習得對方語言並且進行溝通，包括筆談或使用媒介語言蒐集單字及短句，且編纂對譯教材時，發現《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》、《新領地臺灣島》〈日用臺灣土語〉裡，有不使用媒介語言記錄臺灣福佬話的案例。
[6] 周婉窈，《海行兮的年代：日本殖民末期臺灣史論集》(臺北：允晨，2003)，頁118。
[7] 呂東熹，《近代臺灣新聞記者的社會實踐》(臺北：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，2022)，頁138-141。
[8] 連雅堂發表於《臺灣民報》之「台語整理之頭緒」、「台語整理之責任」原擬為「台語考釋」之序一及序二，但是此書未能梓行；之後以此作為「藍本」，彙編成《臺灣語典》問世。(詳見莊永明，《臺灣紀事（上）（下）》（臺北：時報出版社），1989年。
[9] 蔣為文，〈台語不是閩南語也不是福佬語〉，《喙講台語‧手寫台文》(台南：亞細亞國際傳播社，2014)，頁48-55。
[10] 1937年，語言學家李方桂在研究閩語時，很粗糙的，首次將閩語分為「閩北方言」和「閩南方言」。另有一說1930年語言學家趙元任所創，又說是林語堂創。
[11] 美國傳教士S.Wells Williams於1874年出版《漢英韻府》及Kennelly於1908年編譯的《中國坤輿詳誌》記載，Hoklo一詞為廣東本地人對廣東東部潮汕地區的人的稱呼。Hoklo後來被寫成「學老」、「福狫」、「河洛」或「福佬」等不同漢字。臺灣總督府於1931年出版的《臺日大辭典》，所謂Hô-ló(福佬)是指廣東人對福建人的歧視稱呼。不論Hoklo被寫成何字，該詞都不應該用來稱呼臺灣人的母語。
[12] 「閩」字更具侮辱、貶抑之意。根據東漢「許慎」《說文解字》及清代「段玉裁」《說文解字注》之解說，閩南語的「閩」字是蛇種、野蠻民族的意思，對閩南地區的先住民及其後代，具歧視的意涵。(蔣為文，〈台語不是閩南語也不是福佬語〉，《喙講台語‧手寫台文》(台南：亞細亞國際傳播社，2014)，頁48-55。
